酒是人类饮食产物中的精粹,中国自古即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古国。“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描写酒人情态。“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状述南国酣饮之风。把酒置入人际互动的社会生活中形成风尚,才能形成酒文化。

　　魏晋时期是我国酒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其中离不开当时名士对饮酒推崇。“名士”我们可简单地理解成有名望的士人,这些人由于品性高,即便是行为孤僻放达,也被世人津津乐道。竹林七贤的酒品亦当有清高放达的种种可观处。七贤虽个个皆能喝酒，可是酒量的大小、情感个性的不同、个人处事态度的不一，遂形成他们之间在酒量、酒品和酒德上亦有差异。

　　阮籍的酒品

　　《世说新语·任诞》对阮籍任诞之言行记载，在七人中多，我们的分析因此自阮籍开始。

　　《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锺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篡位，阮籍才十一岁，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政变，将以曹爽为权力核心的八家全部诛三族，无一幸免。嘉平五年（253） 司马懿又诛夏侯玄、李丰。阮籍一生经历兵荒马乱，政争杀戮，危机四伏，生命欠缺安全感的悲哀苦闷之黑暗时代，他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从小就培养了，喜怒不形于色的个性，他常为了避祸而酣饮酒遁，沉醉不起。为了抒解心中的郁闷，弹琴长啸、放浪形骸。怀抱匡时济世之壮志，遭时不遇，有志难伸，内心彷徨，苦闷难耐，这是他不得不醉酒、登山长啸，驾车无目的之前行而遇穷途大哭的原因。

　　司马昭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利用阮籍的才华与名望，乃为儿子司马炎向阮籍女儿求婚成亲。阮籍不愿被卷入政是非的漩涡，乃大醉六十天避谈联婚事，逼迫司马昭就罢。奸诈的锺会设陷阱谋害阮籍，故意问他敏感的时事问题，阮籍深知任何回答都将被曲解而罗织罪名，乃采酣醉必达的酒遁避祸法。

　　与酒有趣的事发生了，阮籍得知步兵厨营善酿酒，藏有美酒三百斛，他向司马昭要求步兵校尉一职，得以将酒揽己饮，这是他被世人称为“阮步兵”的由来。他到任后与刘伶酣饮，又邻家有一美少妇当垆沽酒，阮籍欣然前往，风流而不下流，好色而不淫，乃纯真浪漫的天性所使然。

　　嵇康的酒品

　　从史料记载观之，“（嵇康）为性好酒，傲然自纵，与山涛、阮籍日不兴。”可是他的喜欢饮酒当是小酌雅饮，与朋友酒叙，以增加生活情趣及健康养生为旨意。这是就酒在怡情养生的正向价值面而言。同时，嵇康在告诫人们酒在养生延年的负向价值。归真返朴，以宝性全真是嵇康采取道家道教的价值取向。他在所归纳的养生五难中提及“滋味不绝”，有害健康。

　　然而，嵇康也认识到饮酒在怡养身心的健康、营造生活情趣上的正面价值。在他所留存的著作中，难得的有一首《酒会诗》，诗中有言：“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这首诗当作于三国时期的高土阮侃（德如）离去后不久。嵇康有山水之游，亲临林木芳华、崇台流水的情景，对着清澈流动的江水，饮一杯清酒，哼唱着美妙的轻歌，索来素琴以弹奏出高雅的乐曲清亮的琴声随风飘扬。这样的山林间之酒会令人不自觉地沉浸在人与自然交融、人与人和谐感通的幸福氛围中。嵇康在沉缅当前美景中不禁举酒杯，怀念起那位已离去的幽人高士那坚贞不渝的品节。这份令人难忘的情谊只能体现在七弦琴上，托付知己深情在心声中。

　　另外，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自述：“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且谓在生不逢时，有志难伸的不可作为之时局，自许“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瑟一曲，志愿毕矣”。小酒一杯，居家与亲旧细叙旧情，则微酒温克，适体颐性，可活畅血气的流通，洗涤心中积累的郁闷，不但有益身心的健康，且蕴发出人的生命情趣。

　　刘伶的《酒德颂》

　　《世说新语》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反击讥笑他的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屋室是我的裤子，你们诸位干嘛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呀？

　　刘伶不与俗人俗事争，他要争的是俗人所不敢之争，他要争的是与天地顺合自然，与日月争自然之理。他的宇宙豪气，天地深情寄文托意于他享名于后世的《酒德颂》。文中他以“大人先生”自喻，惟酒是务地形神相亲，进而与天地自然交融，与万物浑然一体。他以豪情高志，透过宇宙眼、天地情睥睨名教机制中为个人私利搬弄是非、竞相攻击的礼法之士。

　　刘伶深得庄子的神韵《庄子·列御寇》有言：“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耶？”大自然才是人原始要终的真宰、永恒的归宿。刘伶的饮酒裸身或许是师习阮籍。他们透过酒所催化散发人的原始生命力，与天地万物自然浑合为一。人赤裸裸地从自然而来，赤裸裸地回归大自然，与天地并生，万物合一，与道冥合，和天地精神相往来。他们皆有得于庄子的旷达神韵。

　　“临觞多哀楚，思我古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在天下多变故，名士危在旦夕而少有全者的时代，借酒浇愁，把酒当做身心痛苦的止痛药或避祸幸免于难的“庇难所”，是当时七贤及大多数名士饮酒心态的普遍写照。然而，真正名士风度是既能面对现实感发忧愤，又能超越忧愤而执。因此就名士对酒的推崇，除了解忧避世外，更多的应是饮酒后焕发出的生命力，将心境提升到与道相契，超越一切世俗利害而以纯真纯美的心灵，享受人与自然交融下的无尽美感。人在山青水绿、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与志趣投合的友人聚饮佳酒，琴歌助兴，超脱原对世俗是非、荣辱、得失价值的执迷，将精神上的悲苦升华为无限的玄美。这种精神生活经验，是由酒、道、玄美及臻于至极的自我实现所交织出来的，与尼采的“酒神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来源： 中国酒业协会CA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