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仰韶文化，瑞典人安特生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安特生1874年出生于瑞典金斯塔，1901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曾两次赴南极地质考察。

　　1910年，国际地质学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十一届大会，安特生被指定为大会。当时大会秘书处组织了矿产资源调查，安特生根据调查结果主编出版了《世界矿产资源》《世界煤矿资源》调查集，引起了中国北洋政府的注意。1914年5月，安特生应邀来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帮助中国先后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发现铁矿、煤矿等矿藏。

　　在调查矿产资源的过程中，安特生逐渐对古生物化石产生浓厚兴趣，联合其他古生物专家共同发现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到河南调查古生物化石，刘长山在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采集收购石器标本600多件，带回了北京。安特生看过标本后，预测仰韶村附近可能有石器时代遗址，于是在1921年4月，与刘长山一起再赴仰韶查访，发现了一些磨光彩陶碎片和石锛等石器。

　　1921年10月，安特生与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袁复礼等人，在仰韶村开始正式发掘，共发掘17个遗址点、10座墓葬，发现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层平均厚度达3米，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骨器。

　　根据出土文物，安特生判断此地为中国远古文化遗存，并依照国际考古学惯例命名为仰韶文化。1923年，安特表《中国远古之文化》，向全世界公布了仰韶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

　　仰韶文化的发掘，是我国第1次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尤其是石器时代的空白。与当时世界同一时期发现的文化遗址相比，仰韶文化在遗址规模和文化层堆积厚度上都是首屈一指，分布范围更是广大，辐射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

　　不过，安特生虽然在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上有开山之功，推翻了西方考古界关于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但他毕竟不是考古学科班出身，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学术训练，在发掘过程中没能采用考古类型学、地层学的分析方法，且受制于当时欧洲中心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导致他在判断仰韶文化起源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仰韶文化西来说”

　　仰韶文化以彩陶为重要特色，在对仰韶村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前，安特生在查找彩陶考古资料时，注意到美国考古学者庞贝利，1904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发掘安诺遗址的报告。

　　安特生安诺遗址出土的彩陶与自己在仰韶村发现的彩陶的花纹样式十分相像，于是有了仰韶文化从中亚传播而来的假说，“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但他又一时无法打通仰韶遗址与安诺遗址在文化传播上的地理链条关系。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说，从1923年起，安特生开始赴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考察。他发现，甘肃、青海地区出土的彩陶，比仰韶出土彩陶工艺技术更为先进，却很少见到代表中原文化的陶鬲、陶鼎等器物，且当时中国并没有比仰韶彩陶更早的彩陶出土，而欧洲、中亚多有史前彩陶发掘。

　　安特生由此推断出一条文化传播路线：以彩陶制作为代表的早期人类文明，是先从西亚、中亚传播到新疆、青海、甘肃地区，再逐渐传播到仰韶等中原地区，与中原既有的鬲、鼎制作技术相结合，终发展出既有陶鬲、陶鼎又有彩陶的仰韶文化。

　　安特生据此完成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理论推断和“实物验证”，随后公开发表了他的观点，在世界上产生极大反响。

　　由于仰韶遗址是当时中国发现的早文化遗存，“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进一步引申就会得出“中国文化西来”的结论。于是，论证仰韶文化为中国本土原创，弄清其发展流变过程，成为考古学者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深入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内在驱动。

　　中国学者的追寻

　　1930年，梁启超次子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人类学学成回国，整理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陶器残片，试图根据陶器不同部位形态的变化规律，用类型学的方法分析陶器造型的演变过程，进而揭示仰韶文化的传播路径，但苦于无法从碎陶片中复原出完整的陶器，只能无奈放弃。

　　1931年，梁思永主持挖掘河南安阳后冈遗址，不再使用安特生依照探测深度区分地层的地质学方法，而是采用以土色区分地层的考古学方法，发现后冈遗址包含殷商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前）三个文化层，互相之间有着清晰的地层叠压和先后承继关系。

　　10月17日，记者探访位于三门峡市的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图为参观者拍摄展出的陶器。 中新社记者 阚力 摄

　　1937年，中国自己培养的现代考古专家尹达（原名刘燿）经过分类研究，发现仰韶村遗址实际上包含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类型，否定了安特生关于仰韶村只有仰韶文化一种类型的观点，动摇了安特生理论的基石。

　　更重要的发现在1944-1945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夏鼐，在发掘当年安特生甘肃齐家坪遗址时，发现了以齐家坪遗址为代表的齐家文化（距今4000-3900年左右）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学证据，彻底推翻了安特生关于甘肃青海史前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从中亚西来中转站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夏鼐成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1954-1957年，夏鼐的学生石兴邦主持对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的半坡遗址进行发掘，区分出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类型的半坡文化（距今6800-6300年左右），提示仰韶文化的源头可能在陕西渭河流域一带。

　　1958年，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农民在深翻土地时发现石陶器物，经鉴定为史前文物。考古学者随即于1960、1961年跟进发掘，在李家村发现大量远古石器、彩陶，后又在陕西省咸阳市下孟村发现彩陶钵、石斧等史前器物。

　　因李家村遗址和下孟村遗址类型在某些方面与龙山文化类似，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这两处遗址晚于仰韶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后续发展。只有夏鼐认为李家村遗址、下孟村遗址早于仰韶遗址，其依据是李家村遗址出土的圈足钵、直筒型三足器等独特器物，在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中也有发现，在造型上有前后承继的关系。夏鼐为此专门撰文指出，“李家村文化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比较可靠的线索”。

　　1973年，考古界公布李家村遗址第1批标本的碳-14测定年代数据，显示该遗址年代晚于仰韶文化。但夏鼐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检测标本可能有误。后来果然发现，人员采集检测标本时竟然将地层层位标错。经过再次检测，确定李家村文化年代为距今7000年以上，早于仰韶文化，考古学者终于在中国大地找到了比仰韶文化更早的文化遗存。

　　随后，考古学者相继在河南省新郑市裴李岗村、河北省武安市磁山发现裴李岗·磁山文化遗存，在陕西省华县老官台、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发现老官台文化遗存，年代断定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远远早于仰韶文化遗存。其中，以老官台文化与仰韶文化关系近，成为仰韶文化的直接源头。尤其是老官台文化的彩陶，不但成为仰韶文化彩陶的滥觞，更是塑造了后世中国彩陶文化以红色为主的色调风格。

　　一代代考古人对仰韶文化源头的不懈探寻，印证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原创品格和本土性格。融会裴李岗、磁山、老官台文化的仰韶文化，以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为中心，在中国远古大地上开枝散叶，发扬光大，辐射到东起河南东部、西到甘肃与青海、南达湖北江汉一带、北至长城河套和内蒙古的广大地区，演化为中国分布地域为广泛的史前文化，形成初的中国一体化文化圈，成为厘清民族文明起源的考古实证依据。（来源：头条）